东京大地震后的第三年，我出生了。
在我出生的十年前，祖父在任殖民地的长官时，因一起疑案，替部下受过而引咎辞职。(我不想在这里歌功颂德，我可以说，像祖父那样对别人的近乎愚蠢的信赖，其完璧无瑕的程度，在我半生中从未见过堪与相比者。)因此家境就像哼哼鼻歌似的，在轻松快活中迅速衰落。庞大的借债、抵押、家产的拍卖，随后生活日趋窘迫。同时，一种病态的虚荣却在潜滋暗长，变本加厉。于是，我出生的地方，只能是一个风气不太好的街角上的一座古老的赁宅。森严的铁门和前院，一个郊外礼拜堂那么大的宽敞的洋式客厅。从高坡上往下看是座二层建筑，从坡下往上看则是个三层建筑，给人一种烟熏火燎的灰暗的感觉，形状错综复杂，一副盛气凌人的气派。有许多阴暗的房间，还有六个女佣人。祖父、祖母、父母亲，总计十几人起居于这座破旧衣橱似的吱吱作响的建筑里。
祖父的事业欲，祖母的病和她的浪费癖，是全家的烦恼之源。被一帮不务正业的投机分子带来的一张设计图所诱惑，祖父做着黄金梦，经常远走他乡。出身旧家庭的祖母，总是憎恨、蔑视着祖父，她有一颗狷介不屈的、或者说是近乎狂妄的诗的灵魂。脑神经痛的痼疾，缓慢而又切实地侵蚀着她的神经。同时，她的理智中又增加了无益的明晰。她那赓续至死的躁狂症的发作，是祖父壮年时代的罪恶的纪念品。这一点谁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