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们还要看到，尽管封建文化及其他形态的封建产物在全民抗战中，从客观上起到一点反帝作用；可若要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推翻日伪统治，靠占星、算卦、测字是无济于事的。陆大娘之子陆有祥、王四麻子等被“逼上梁山”参加抗日武装；胡来和李二虎被日寇抓走都深刻说明了要坚决反帝，就必须彻底地反封建。于是东北作家群的抗日文学又浓淡不同地渗入了反封建因素。[16]“五四”以来反帝反封建这一双重主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了更新的内涵。
如果从东北作家群创作心理角度分析，这种用封建文化来寄托人民反日心愿的艺术构思与前面提到的逆反心态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不过一个是将人间现实夸大变形，一个是努力让人信服冥冥之中有神佑，最终二者在抗日救亡这个焦点上重合了。
[1] 抗战期间有过重要影响的期刊《呐喊》（后改名为《烽火》），发表过三十多位新老作家的报告文学，骆宾基一人就发表了十多篇之多。
[2] 《烽火》第17期上曾刊出作为“烽火小丛书”之一的《大上海的一日》出版广告，上面写道：“在抗战期间活泼的许多报告文学者中骆宾基先生是最杰出最受人注意的一个。他不仅是一个在战地服务的知识分子，他还执着枪守卫过真如南翔的交通线，跟着一些年轻力壮的弟兄参加了保卫大上海的血战，在枪林弹雨下冒着重重的危险。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是现实生活的记录。在那里面出现的每个人物都是作者所熟悉的。他们的心和作者的心一同悸动，一同在前线挣扎苦战，产出了种种可歌可泣的事迹。这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东西。这是天地间至情人文。”